1949年1月10日，安徽萧县张老庄附近，解放军战士范国正、崔喜云拦住了一伙神色慌张的“散兵”。他们没有显赫军衔，也没有精密器材，凭的只是几句盘问和一支缴来的手枪，却意外抓住了淮海战役中最重要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。 杜聿明当时已换去部分军装，胡子也被剃掉，身上裹着一件破旧军大衣，脸和双手沾满黑灰。若只看外表，很难把他同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联系起来。 真正暴露身份的，不是某个徽章，而是他的反应。 这支十几人的队伍原本想向西逃走，途中遇到村民段庆香。段庆香告诉他们，附近几十里都是解放军。听到这句话后，几个人脸色骤变，还塞给他一枚金戒指，请他不要声张。 村民走后，越想越觉得不对，便把情况报告给了休养连。范国正和崔喜云赶到附近林地时，双方都趴在地上观察。范国正喊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过来一个。” 对方自称也是解放军某部，却答不上师长姓名。范国正随即指着他的手枪说：“把枪交出来，查清身份再还你。”对方迟疑的一瞬间，枪便被夺走。紧接着，解放军战士喝令缴械，杜聿明身边的人陆续放下武器。 杜聿明见势不妙，伸手去摸自己的枪，副官尹东生抢先将枪夺下。这个动作说明，他已经明白伪装无法继续，却仍试图保留自尽的退路。 两个小时后，杜聿明被送到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政治部。负责审讯的是政治部主任陈茂辉。面对询问，杜聿明咬定自己叫“高文明”，是第十三兵团军需处长。 陈茂辉没有急着揭穿，而是递给他纸笔：“既然是军需处长，就把六大处处长的姓名写下来。” 杜聿明拿起笔，迟迟写不出内容。翻找口袋时，他先摸出美国香烟，又取出牛肉干，随后拿出一支派克金笔。这些物品本身没有写着姓名，却暴露了他的身份地位。普通军需人员，未必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。 纸上最终只留下“军需处长高文明”几个字。陈茂辉看在眼里，知道眼前这个人并不普通，于是改变策略，转而告诉他战场上的真实情况：黄百韬已经战死，黄维兵团也已被歼灭，黄维本人被俘。 杜聿明听后明显一震，脱口问道：“黄维也被俘了吗？在哪里？” 这句追问，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军需官应有的反应。陈茂辉又说：“你们彼此熟悉，很快就会见面。” 审讯室里的人不断称呼陈茂辉为“陈主任”。杜聿明听了片刻，竟下意识问道：“你是陈毅将军吗？” 陈茂辉回答：“我不是陈毅。” 这个误会并不奇怪。杜聿明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，对共产党方面的高级将领并不陌生，但此时处于极度紧张之中，只能从“陈主任”这个称呼去猜测对方身份。问题一出口，他的伪装也就更加脆弱了。 陈茂辉随后明确告诉他，只要如实交代，便会依照政策处理。杜聿明听到自己可能被认定为战犯，情绪突然失控，趁吃饭间隙捡起半截砖头，猛击自己的头部。工作人员及时制止，并将他送往卫生部门救治。 这段插曲说明，杜聿明并非没有判断力，而是清楚知道被俘意味着什么。他带着十几个人逃离陈官庄时，邱清泉已经在混乱中丧命，李弥等人各自突围，原本完整的指挥体系早已瓦解。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胜负，并不只取决于炮火。1948年12月中旬，黄维兵团覆灭后，杜聿明集团被压缩在陈官庄一带。华东野战军奉命暂缓总攻，一面休整补充，一面展开政治攻势。广播、传单、喊话和释放俘虏劝降，使被围部队的心理防线不断松动。 围困期间，国民党军粮弹匮乏，空投物资又常常落入解放军控制区域。寒冷、饥饿和内部失序叠加在一起，许多士兵逐渐失去继续作战的意志。到1949年1月6日总攻开始前，杜聿明集团已经出现大批伤亡和投降。 外围据点的迅速失守，也加快了陈官庄防线的崩溃。李明庄、夏庄等地被突破后，杜聿明集团的退路越来越少。1月9日，解放军炮火集中覆盖陈官庄及附近地区，杜聿明只得带人转移到陈村一带躲避。 当夜，突围意见发生争执。有人主张立即行动，有人仍想等待白天按照命令突围。杜聿明一度坚持原计划，却很快发现各部已经各怀心思。后来他带着副官等人离开大队，向西转东北，躲进萧县一带的沟壕。 他没有想到，真正截断退路的不是某个高级指挥部，而是一个普通村民的警觉，以及几名基层战士的临场判断。 1月11日下午，杜聿明被送到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。此时的他，已经从指挥数十万军队的将领，变成一名需要被担架和车辆严密看护的俘虏。粟裕后来评价他“只能打胜仗，不能打败仗”，而杜聿明对粟裕的判断则是：无论局势怎样变化，对手总能抢先一步。 特别
